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qū)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qū)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里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范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后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采用。目前臺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shù)仍舊沿用這種文體。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卷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幾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wěn)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匯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